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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24 00:50 来源:✅APP在线下载✅ 

中新网3月18日电 商务部今日举行例行发布会,通报一下今年1-2月份我国商务运行情况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谈及今年消费形势时表示,2014年国内消费市场仍将延续去年以来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,也可以用“潜力巨大,压力犹存”来概括今年的消费形势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1-2月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,同比增长%,比上年同期放缓个百分点,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%,比上年同期加快个百分点,总体看,2014年消费市场实现了平稳开局。 沈丹阳表示,消费形势比预期的要好。从统计数据看,前两个月的消费结构更趋合理,大众化消费快速增长,居民消费更加理性,消费增长更加实在。比如国家统计局统计,前两个月汽车销售同比增长%,比去年同期提高了个百分点;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幅提高个百分点;受大众餐饮的带动,餐饮消费有所回升,餐饮收入增长%,比去年同期回升个百分点。虽然回升的速度不算很快,但已经在逐步回升,比去年高了。 沈丹阳指出,去年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超过13%的快速增长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增长的潜力得到释放。比如大众化消费、网络零售、信息消费、服务消费都增长迅猛,住行类商品消费稳步回升,节能环保产品消费成为新的热点等等。相信今年这些领域的消费势头仍将延续。而且,更重要的是,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和市场活力,国家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,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带动流通创新,这些都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并激发新的消费需求。 谈及“压力”,沈丹阳表示,今年国内外形势依然错综复杂,消费增长依然面临许多压力。比如,国际市场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口,从而影响国内居民就业和收入,居民的消费能力会受到抑制,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。有些人以为出口和消费是此增彼长的关系,其实不然,出口如果过于疲软,也会影响国内消费。再比如,国内消费环境还有待完善,假冒伪劣、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比较多,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。此外,消费价格仍可能高位运行,同样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。 沈丹阳指出,面临当前的消费形势,商务部如何继续做好“以流通促消费”这篇文章,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思路,重点要抓好“五个促进”工作:一是促进便利实惠消费;二是促进家庭、社区和农村服务消费;三是促进安全放心消费;四是促进新兴热点消费;五是促进绿色循环消费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,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成就,回顾2014年政府做的主要工作,提出了2015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,部署2015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。报告高屋建瓴,内涵博大精深。如何用图书来解读其精神实质,解答干部群众和广大读者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问题……中国言实出版社精心策划的系列图书,对这一时代课题做了圆满地解答。

张高丽强调,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,把智慧力量汇聚到落实各项任务上来。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,加快体制机制创新,破除行政管理、资源配置、功能布局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,切实解决环境污染和特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,通过调查研究,正确把握,建立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。

张高丽表示,中国将加快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,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,提高能源利用效率,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,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,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场,强化技术创新,增强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,努力走出一条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“小型食品店、小饭店量大面广,与中低收入群体生活紧密相关,食品安全问题也最多。不列入追溯,会造成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,也是对小店食品安全的放任。”上海市食品协会副会长张惠明这样认为。

即便从真凶落网算起,呼格案还是拖了9年。而这9年中,还有赵作海案、佘祥林案、浙江叔侄案……一个个案件不断引发的关注与讨论。这或许是呼格案中,我们更需关注的一点。如果没有真凶落网后主动供述,如果没有新华社记者一次次以内参反映情况,呼格吉勒图的冤情,是否就会成为父母家人心中永远的痛楚,唯有寄望于卷地起风、六月飞雪?为何再审程序迟迟未能启动,是程序缺失还是人为阻碍?那些失职渎职者应负什么样的责任,是大而化之还是依法处置?回答好这些问题,呼格案才能算是真正尘埃落定。

“三鹿毒奶粉”事件过去6年,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——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、市长冀纯堂、副市长张发旺,如今已悉数复出。媒体梳理2008年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,发现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均已复出,起复相隔时间多则一年以上,短则半年左右。 官员因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被免职,一段时间后复出任职,很容易被认为当初免职只是为应付舆论,官员只是避一下风头,所以能很快东山再起,好官照当不误。人们对免职官员频频复出很有意见,一方面是出于朴素的义愤,认为有关方面一会儿将官员免职,一会儿安排他复出,全无惩戒处理的意味,简直形同儿戏。另一方面,不少人对有关官员免职的制度和规定不甚了解,以为免职是对官员多么严重的处理,以为官员被免职后复出是一件天大的难事,于是每次读到免职官员复出的新闻,就气不打一处来。 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后,有关方面迅速对某些官员作出免职处理,的确有回应公众吁请、缓解舆论压力的考虑。正因为将官员免职首先是为了应付舆论,而不是为了对违规违纪或怠惰失职的官员进行惩戒,有关方面才会充分发挥“免职”这一特殊处理措施的特殊作用,为事后官员复出埋下伏笔。 这里面的玄机在于,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》(简称《问责规定》)2009年7月正式实施之前,免职既不是对官员的一种处分形式,也不是对官员的一种问责形式。有关方面为应付舆论将某官员免职,让人误以为该官员受到了“严厉处分”,不久该官员复出任职引发舆论质疑,有关方面则可以辩称,当初对该官员免职并不是问责或处分,而是正常的工作调整,其“复出”不受级别和时间的限制。如此“赖账”虽然会引发公众更大的质疑,但毕竟官员已经复出,生米煮成了熟饭,你能奈他何? 2009年7月《问责规定》正式实施,免职与责令公开道歉、停职检查、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并列,组成对党政官员问责的制度体系。规定明确,官员受到问责后,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,其中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、免职的官员,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。这样,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后,如果对官员作出免职处理,就是一种明确的问责措施,事后,有关方面再也不能“耍赖”说这是正常工作调整。然而,官员以被免职的形式受到问责处理,其代价不过就是取消评优评先进、一年内不得担任原级职务,一年后仍可堂而皇之复出任职,谁能奈他何? 无论是有关方面玩“以免职代替处分”的把戏,还是让官员先免职再“依法复出”,都会给人以“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”的印象,势必有损干部管理制度的严肃性,有损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。当前,亟须全面整合《问责规定》、《党纪处分条例》、《公务员法》等党纪国法条规,尽量少用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、免职等“软性问责”形式,更多地采用记过、降级、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处分手段,切实抬高官员复出任职的门槛,强化官员责任追究制度的教育惩戒作用。尹大力(北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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